2021年6月11日下午，菲律宾环球国际360特聘教授、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巴蜀方言与文献研究中心主任汪启明先生，作为北大中文系王力学术讲座第十三讲的主讲嘉宾，就语言研究中材料与方法的拟合等相关问题作了专题讲座。

一切学术问题都可以归结为材料和方法问题。材料是学术之“根”，方法是学术之“魂”。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社会历史的剧变期，也是中国语言学发展的质变期。材料的真伪、材料的时代、材料的性质、材料的资格、材料的来源决定观点的科学与否；方法的演进、视野的开阔、理路的革新、视角的变化决定了观点的创新性。

一 、从传统语言学走来

汪启明老师首先引述王国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降之学新”的观点，指出晚清民初学界禀承传统语言学“小学而义理，义理而天下”治学宗旨，又有新的面貌和特点。他总结了我国语言学在上个世纪之初发生的五个转向：一是发展为独立的语言学，二是材料与方法的变革，三是研究旨趣的扩大，四是方言调查的勃兴，五是中国现代语言学沿着四个方向发展同时又保持着两个“不变”。其中第五点，汪老师又进一步指出中国现代语言学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传统语言学即“小学”基础上，所以它起步多与汉语史有关，沿着如下四个方向发展：一是与古代汉语研究结合，重视语源研究；二是与现代汉语方言学结合，从共时比较中寻找各方言之间的亲疏关系；三是与民族语言研究结合，建立语言亲属关系的新理论并做出探索；四是与西方语法学引进结合，促成汉语语法学的重生与改造。在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现代语言学又保持求“古”求“是”、“期以故训声均拥护民德”两个不变。

汪老师提出了语言学发展过程中的三大问题：一是理论建设总结贡献不足，适合汉语的中国自己的语言理论体系缺位；二是对社会贡献不足；三是对相邻学科贡献不足。在此基础上，汪老师进一步指出在中国现代语言学的研究中鄙薄传统小学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二 、材料是研究之本

汪启明老师通过援引傅斯年关于材料和研究、吕叔湘关于“钱”和“钱串子”的论述揭示了材料的重要性，进而推论出，在某种意义上语言学其实也不过是语料学。汪老师指出，我们在搜集、鉴别、利用材料时应该注意以下八点：一材料的真伪；二材料的时代；三材料的资格，包括原生性错误和再生性错误的识别和纠正；四材料的性质，包括一手还是二手材料以及同质还是异质材料等问题；五材料的来源；六材料的正误；七材料的质量和数量；八材料的证据力和证明力，主要是从合法性、客观性以及关联性等三个角度来进行判断。

言而总之，汪老师指出，语料是一切语言研究的基础，有好的语料，不一定有好的成果；没有好的语料，就一定不会有好的成果；只有甄别好语料，才更有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三 、方法是学术之魂

在如何鉴别材料的基础上，汪启明老师进一步指出了方法的重要性。汪老师首先介绍了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罗振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对治学方法的描述，介绍了方法的发展脉络；又通过对传统学术主干演进历程的梳理指出视野开阔的重要性。汪老师指出，研究理路的革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2．跨界与融合，要打破学科壁垒，进行跨学科研究；

3．治学先治史，要进行学术史的梳理，具备治史的眼光；

4．多方取资的学术企图。既要学习本学科领域内的知识，也要多了解其他领域，达成互补的效果；

汪启明老师将语言研究的理路概括为“材料的收集与整理——学术前沿的敏感——发现、提出问题并厘定概念和研究的边界——梳理学术命题研究内容与研究史——设计研究过程并预测研究结果——成文能力”。

汪老师还提到了语言学研究视角大致可分为专人研究、专书研究、专题研究、学术史梳理，这四者可以相互渗透、包含，是为研究之“体”；历时比较以及共时比较是语言学研究两种最基本的方法，可称之为“用”。这六类研究也可以两两结合或多元排列组合，形成独特的研究视角。

四、 材料与方法的拟合

在介绍了材料的鉴别和方法的选择之后，汪启明老师指出材料、方法、问题和目标、成果之间变一可变其三，若辅以时空延展，则变一可变其五。研究目标有实现与偏离两种结果，偏离则有正偏离和负偏离两种情况。汪老师又指出拟合的枢纽是问题意识，而问题从何而来，汪老师从以下十个方面做出了示例。一是从文本来，要多读进而读懂；二是从博见来，要多方涉猎；三是从声音来，即因声求义；四是材料与系统之间的组接；五是面对老材料用新方法来研究；六是面对老问题用新材料来解析；七是面对新材料用老方法来分析；八是面对老问题用新方法来考察；九是面对新问题用新方法来研究；十是面对新材料从中发现新问题。他又举许慎《说文》引《方言》而不标明扬雄所著为例，特别指出有时提出问题，不研究、没有结论的研究也是一种具有科学态度的研究。

汪老师还通过两个研究实例来进一步展示材料和方法的拟合。一是《“二重证据法”不始于王国维论》（发表于台湾《经学研究集刊》第九期，2010），通过仔细分析王国维本人两次讲授表述的不同：一为二重证据法 “惟在今日始得为之”，一为“固不自今日始矣”，发现二者产生了矛盾。于是对历代应用二重证据法的材料进行了系统梳理，指出从“二重证据法”的滥觞与发展、理论归纳看均不始于王国维，但他具有甲骨文发现后“二重证据法”的学术发明权和提出“二重证据法”一语的学术优先权；二是《东夷非夷证诂》《东夷非夷新诂》（分别发表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7、台湾《经学研究集刊》第十三期，2012）。汪老师从古文字、字源学、内涵、指称对象、概念的历时发展以及文献记载等方面来分别进行研究，指出“东夷”只不过是东方之人，“四夷”不是四方之夷，“九夷”也不是夷有九种，“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这种整齐的四方中央格局，更多地属于观念范畴而不是国家、民族、族群的范畴。甲骨文中的“夷”，三代的“夷”，春秋战国的“夷”，两汉的“夷”，以及不同时期的“东夷”，其内涵各不同，应该历史地分析，不能在一个平面上展开。即使是同一时期的“夷”、“东夷”，也有不同的含义，必须深入研究，才能接近历史的事实。汪老师提出我们应将“夷”和“东夷”分开讨论。“夷”是文化概念，“东夷”只是东方之人，即便用作民族概念，亦当是华夏之一或前身。

汪启明老师主要从以上四个方面为我们介绍了材料的鉴别、方法的选择、材料和方法拟合的重要性以及材料和方法如何更好地拟合等问题，点面结合，分条析缕，观点统帅材料，材料证明观点，讲座的听众皆受益匪浅。

讲座最后，汪老师还为我们介绍了他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方志中方言资料的整理、辑录及数字化工程”的概况与进展。方志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社会科学成果群”，也是汉语研究材料的渊薮。课题组现已从近10万部方志中辑录出含有方言材料的方志3200余部，经过整理，计算机已录入词汇140余万条，词汇、语音、语法资料已入库80%以上，纸本印刷290余册。汪老师也表示，欢迎喜爱文献方言学的年轻一辈加入到文献方言的研究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