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洁的形式化语言、精确的定量分析工具、严密的推理论证程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具有普适性的规律、完整的理论体系……在自然科学领域，有着一套衡量研究是否具有科学性的标准。那么，与自然科学形成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的人文社会科学，其研究的科学性是如何界定的？最近一篇题为《社会科学和法学应该模仿自然科学吗？》的文章再次引发学界的讨论。围绕相关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采访了多位学者。

　　科学性首先体现在是否从客观实际出发

　　有被访学者表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统一的“科学性”标准仍然“缺席”。也有学者提出，如诠释学对于自然主义的常见批判即提出，人文社会科学因其研究者和研究对象是包含具有主观性、异质性和规范性等特征的人类主体，同时认知过程和研究方法的特殊性，使得研究者本身的价值预设是进行任何科学研究的前提，研究过程中充满了历史相对性和文化差距性。因此，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能借助实验观察和逻辑推理，而必须关注人的心理活动和意识状态，因此不能用自然科学的“科学性”标准来衡量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性。

　　对此，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殷杰提出，一方面，科学的研究方法，如对经验数据的准确观察和测量、具有自洽性的逻辑推演等，是一门学科或一项研究获得“科学性”的必要条件之一，研究方法的适当性和可靠性需要得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绝对重视；另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因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对于任何新的研究方法的引进都必须考虑具体研究语境，不能不思考具体方法所蕴含的本体论假设，否则得出的研究结论就是空洞的、缺乏任何经验内容的抽象公式。

　　在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李宏芳看来，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要看这门学科或这项研究成果是否具有科学性，首先，要看它是否能够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问题。其次，要看这门学科或这项研究成果是否具有“可检验性”，包括逻辑的检验和实践的检验。前者是保证学科或研究成果的自洽性，后者则是确保该学科或研究成果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有所作为，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现实需要。再次，要看这门学科或这项研究成果能否对自然或人文社会现象作出客观准确的说明，并能给出可以检验的新预见。最后，要看这门学科或这项研究成果是否具有一定的“创造性”。

　　受访学者认为，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都在为确立“科学”地位而努力。尽管实现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绝对统一是不可能的，但二者之间的差异也并非固定不变。

　　寻找科学的方法论

　　既然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科学性”并非截然对立，那么当自然科学方法被运用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时，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有学者认为，这种趋势有利于推动知识的统一，也有学者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独特性会因此消失。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完权表示，人们不必担心自然科学方法的“植入”会消解人文社会科学的独特性。这不过是科学研究再自然不过的发展历程罢了。因为寻找科学的方法论是一条必经之路。

　　“以汉语的语言学研究为例，数学方法的引入，其实已经历时数十载。曾有学者用数理统计方法制定了一套客观标准，并按照严格的操作程序和数学证明，解决了传统音韵学中‘如何利用古代韵文材料重建古代韵母系统’这个自宋代以来的难题。还有学者提出了一个描写语言动态变化的数学模型，并根据大量的个体调查取得的数据，采用微积分方程来表达一个语言社团中存在的‘有向而无序’这一语音合并过程的特性。”完权举例说。

　　需要强调的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引进自然科学方法的目的就在于创新，而不是为了方法而方法，否则就可能陷入庸俗化的方法论。对此，完权打了个生动的比方，“同样的方法，用得高明与否，反映了一个学者的科学素养和功力。就好像稻草人，在农夫手里只能赶赶麻雀，在诸葛亮手里却能借来十万支箭”。

　　有针对性地“移植”自然科学研究方法

　　诚如学者所言，将自然科学方法规范地、有针对性地“移植”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当中，能够使之充实、丰富和完善。那么，未来应该如何进一步提升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性？

　　“在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内，自然科学的定量测量、统计实验和线性方程等方法大行其道，但是各种限制性假定使得研究脱离了具体的社会实践。而在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内，定性分析、叙事描述等方法占据着统治地位，许多研究者依然比较排斥量化和计算机模拟方法。”殷杰说，要进一步提升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就需要有机协调诸如此类的两极分化的研究路径。

　　殷杰还建议，我国在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建设时，一方面，应适时地增加相关科学方法和方法论课程，丰富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拓宽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另一方面，可逐步建立多元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标准和机制，将历史考察、社会调研和前沿探究有机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