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危机
对乌克兰危机的关注以及由此引发的讨论无疑是2014年国际关系最大的焦点事件。2013年11月，乌克兰政府宣布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议及“深入而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准备工作，这一决定既使欧盟大失所望，也使热切希望乌克兰早日加入欧盟的乌克兰人极为不满，从而引发在基辅等地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活动，也因此拉开乌克兰危机的大幕。
引发地缘政治讨论
乌克兰危机引发学者对地缘政治博弈的讨论。乌克兰危机是西方和俄罗斯之间一场宏大的地缘政治博弈的一部分，这场博弈是从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开始的。普京反击是为了捍卫战略屏障，而西方的决策者却没有认识到，国际政治中一国的战略行为必须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因而造成乌克兰危机最终爆发。危机象征着后冷战时代的真正结束；今后国际政治中地缘政治因素可能会再一次凸现。在21世纪的国际政治中，大国仍然要有其地缘政治舒适度，相互之间要尊重对方的地缘政治敏感性。此外，这场危机也表明了美国的战略转向面临压力。奥巴马执政以后，美国进入了一个战略内向期，那么这场危机是否促使美国结束它的战略内向，转为战略外向？（吴心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俄遭遇“孤立”与“制裁”
乌克兰危机引发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孤立。首先，原本定于在索契召开的G8峰会受到其他七国抵制被迫取消。2014年6月6日在法国举行的纪念诺曼底登陆70周年庆典，也由于普京的出席引发关注。虽然奥巴马在活动前就放出不与普京单独会晤的消息。然而，事实上，“当普京和老牌欧洲国家领导人同台出席诺曼底纪念活动、和法国总统共进晚餐等举动，就已经给美国造成了一种新的压力”。美国前驻乌克兰大使皮亚特也承认：“普京虽然没能主持G8峰会，但如果和大家一起前往诺曼底，势必会削弱针对俄罗斯的‘孤立效应’。”（郑羽，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
还需要提到的是，甚至连印度也加入了“冷落”俄罗斯的行列。自莫迪上任半年来，莫迪政府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得极为活跃，但是“印度新政府的外交盛宴中似乎缺少了俄罗斯的身影”。受制于国内的经济现状特别是因乌克兰危机而遭受西方集体制裁的影响，俄罗斯无法有效地满足印度在经济领域的强烈需求。此外，在俄罗斯遭受西方集体制裁的情况下、印度如果试图加强同俄罗斯的外交关系，无疑会引起美日等西方大国的不满，从而削弱它加强与这些国家发展关系的努力。这也是造成目前印俄两国外交趋冷的重要因素之一。（王存刚，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发生在2014年7月的马来西亚航空MH17在乌克兰坠毁事件又再度将俄罗斯推到风口浪尖上。马航坠机事件是持续8个多月的乌克兰危机的总爆发，美欧在调查结果尚未明确的情况下，已经将俄罗斯送上道义法庭的被告席。制裁与反制裁已经成为目前俄罗斯与西方博弈的主要手段。美国和欧盟希望通过制裁让普京在乌克兰收手，而俄罗斯则以反制裁表明自己的决心和立场。马航坠机事件以后，美国和欧盟宣布对俄罗斯的金融、石油和军工企业进行经济制裁。这是自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以来，欧盟和美国对俄实行的第三轮制裁。俄罗斯总统普京紧接着在8月6日批准应对西方制裁的措施，即将在未来一年内禁止或限制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国家进口农产品、原料及食品。（张弘，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
中国外交积极主动
可圈可点
中俄——索契冬奥会“对表”
习近平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说：“亲戚越走越亲，朋友越走越近。举办冬奥会是俄罗斯的喜事，也是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盛事。”
“按照中国人的传统，邻居和朋友家里办喜事，当然要来贺喜，同俄罗斯人民共襄盛举。”
2014年2月6—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打破中国最高领导人素不赴国外出席大型国际体育赛事的常规，专程赴俄罗斯索契出席第22届冬奥会开幕式，并在短短43小时内开展了密集而高效的外交活动，以一种非传统的方式精彩地开启了习式外交的年度帷幕。
这场马年新春之际的点面结合的重要外交行动赋予了索契冬奥会深刻的中国印记，充分展示了新一代中国领导人有担当、讲诚信、乐助友、不拘泥的独特个人魅力，深刻表达了新合作观、新安全观、新义利观和新道德观支配下的习式外交理念，巧妙塑造了爱和平、求合作、同发展、共繁荣的中国形象，也含蓄点明了越来越有大国风范的中国外交未来的优先方向。
索契习普高峰会是一次体育搭台、政治为主角的典型案例。中俄两国元首更多地是就广泛而迫切的国际及双边议题进行“对表”，而不仅仅是空泛地表达对奥林匹克精神的坚定支持。（杨成，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中拉——开启南南合作新议程
在巴西利亚举行的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中，习近平发表题为“努力构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的主旨讲话：“我提议，通过这次会晤，共同宣布建立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努力构建政治上真诚互信、经贸上合作共赢、人文上互学互鉴、国际事务中密切协作、整体合作和双边关系相互促进的中拉关系五位一体新格局。”
2014年7月，习近平主席对拉美展开近10天的密集访问。这是他首次以国家主席身份对巴西等拉美四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继2013年5月访问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哥斯达黎加、墨西哥三国后，他第二次踏足西半球这块神奇的大陆，也意味着在上任一年多的时间内，中国国家主席的足迹遍及整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发展中拉整体合作，双方用“一个声音说话”，是推动国际秩序向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的迫切需要。拉美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集中地区，其参与全球治理的主动意识和能力较为突出，是中国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改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长期过程中可以借重的主要力量之一。（吴白乙，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中非——推动战略新思维
李克强在世界经济论坛非洲峰会强调：“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多几个‘极’，总比少几个‘极’要好。非洲的崛起和形成新的一极，将使世界更民主、更稳定、更具活力，也更丰富多彩，更有利于全球和平、发展与进步。”
2014年5月4—11日，李克强总理对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安哥拉共和国和肯尼亚等非洲四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
从李克强在非洲联盟和世界经济论坛非洲峰会的两次发言来看，中国政府向世界发出了重要信息：中国不仅要在世界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还要在国际舞台上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一起积极推进多极化的国际格局，为全球治理作出贡献。
他综合阐述了非洲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提出非洲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并提出非洲堪称“三个一极”。首先，非洲有54个国家，占联合国的席位超过四分之一，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中发挥重要作用，是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一极。其次，非洲资源丰富，经济持续发展，被公认为全球重要的新兴市场，是全球经济增长新的一极。再次，非洲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是人类文明的多彩一极。如果将这种提法融合到中国一直以来致力于推进的多极化进程来看，我们可以说，中国提出的多极化格局是开放的、包容的，非洲可以在多极化世界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李安山，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
中欧——和平共促文明进步
“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习近平在巴黎出席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如是说。
习主席访欧是在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进行的。经过30多年高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已达世界第二，本世纪中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前景光明。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近年来多数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持续低迷，欧洲尚未摆脱债务危机困扰，经济复苏乏力。在“国强必霸”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国际舞台上对中国崛起心怀忧惧者不在少数，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屡有泛起。因此，中国外交的当务之急是要减轻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美国家对中国实力增强的疑虑，为改革开放事业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田德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中印——携手寻民族复兴之梦
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习近平作了题为“携手追寻民族复兴之梦”的演讲，他说：“中印两国，人口加起来有25亿多。中印一个声音说话，全世界都会倾听；中印携手合作，全世界都会关注。”
2014年9月17—1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时隔8年后再次对印度进行的历史性访问，也是印度新政府成立后首位大国元首到访。印度是习主席此次南亚之行的最后一站，也是他17年后再次踏上南亚次大陆。
习主席的访问为中印关系的未来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提供了“正能量”。习主席访印期间，就双边、地区和全球事务达成广泛共识，两国还签署了16份双边合作文件。中国新任驻印度大使乐玉成在印度国际中心的一次演讲中把习主席访印的成果和意义概括为“传承友谊、扩大合作、共谋发展、促进和平”。但是，他也指出，边界领土问题久拖不决和战略互信不足使中印关系具有某种脆弱性，从而制约了双边关系的深度发展，也很容易受到外部的干扰。（张贵洪，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南太之行——建设“更远大抱负”
对于中澳关系，习近平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作了如下表述：“站在新的起点和高度上，我们应该以更长远的眼光、更宽阔的胸襟、更远大的抱负，加强对话交流，深化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携手共同实现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繁荣。”
此次习主席的出访是他最为成功的访问之一。此次习主席澳大利亚之行令很多澳大利亚人印象深刻、大开眼界，让他们第一次亲眼一睹澳大利亚最大贸易合作伙伴的领导人之风采。在二十国集团布里斯班峰会上探讨如何维持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然后又为中澳、中新关系确立了新的框架。现在真正的问题要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政界是否有想象力、是否有精力超越他们的国内问题，真正接受挑战，发展与中国的新型关系。（凯瑞·布朗，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
APEC主场外交——倡导“亚洲梦”
在APEC峰会上，习近平主席作题为“谋求持久发展
共筑亚太梦想”的主旨演讲：“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需要大智慧。亚太发展前景取决于今天的决断和行动。我们有责任为本地区人民创造和实现亚太梦想。”
2014年中国外交上的一件盛事无疑是于11月5—11日在北京举办的APEC峰会。中国通过举办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这一主场外交，开始打一场战略上的“翻身仗”。面对美国的“前堵后追”，中国不得不进一步发扬自己的经济外交优势（提出“一带一路”构想，推动互联互通等），试图在地区与全球经济治理方面走出一条新路径，如倡议建立金砖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而APEC峰会在中国的召开，则为中国落实并提升这些设想提供了平台。峰会的主题是“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中国的种种举措与动议，为这种伙伴关系注入了新的内涵。（李开盛，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
从各种峰会看到，中国道路正显示出更大的吸引力，中国力量的崛起和中国对全球体系的影响日益凸显。因此，倾听中国声音，了解中国，关注中国，与中国相处，正成为一种趋势和选择。（李东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伊斯兰国”掀中东新乱局
2014年6月以来，伊斯兰极端组织“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Syria，以下简称ISIS）在伊拉克不断攻城略地，并兵临巴格达，使动荡的伊拉克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ISIS是美国主导下的伊拉克政治重建失败的产物。美国占领军在伊拉克的十余年间，其主要精力和经费用于安全投入，而政治和社会重建始终举步维艰。从策略上来说，美国完全排斥前萨达姆政权势力参与伊拉克重建，导致在政治重建中必须倚重什叶派势力，依据教派和族群结构进行分权，致使被边缘化的逊尼派群体成为ISIS等极端组织的肥沃社会土壤。（刘中民，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也有学者表示，ISIS的来势汹汹已经让美国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所取得的成就有付诸东流的危险。ISIS所代表的新国际恐怖主义威胁已超过“基地”组织，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奥巴马政府“增兵阿富汗，撤军伊拉克”的过渡性部署因ISIS严重威胁伊拉克新政府和库尔德自治政府等盟友的生存而困难重重，美国在中东遭遇ISIS和塔利班的左右夹击，其战略东移目标越发难以实现。（钮松，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虽然美国对“伊斯兰国”展开军事行动，但学者们对此并不乐观。从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看，奥巴马政府此次打击ISIS的军事行动的后果殊难预料，恐仍难逃愈反愈恐的魔咒。虽然ISIS会遭到很大程度的“挫败”，但是美国希望“彻底消灭”该组织的理想目标难以实现。原因有几点：反恐联盟内部同床异梦；美国军事实力投入不足；而且从历史上来看美国反恐战略无一成功。（唐志超，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莫迪“新政”
伦德拉·莫迪以压倒性胜利赢得2014年印度大选。他高调宣称要让本世纪成为“印度的世纪”，莫迪如何开启“印度新世纪”成为学者关注的话题。莫迪的个人生活情况，特别是在他任期内古杰拉特邦曾发生的血腥冲突，一度备受质疑。
然而，“尽管反对者声音很大，但莫迪的支持者更多”。人民党推举莫迪作为总理候选人最大的理由是他在古吉拉特邦突出的政绩，最吸引人的是“莫迪将把古吉拉特的成功复制到整个印度”。支持者被莫迪的“发展”口号所打动，甚至有支持者高呼“莫迪=印度的发展模式”。（龙兴春，西华师范大学）
虽然，莫迪的王牌是“经济业绩”，然而学者对于莫迪复制古吉拉特邦模式并不乐观。
“印度经济近三年来持续低迷，已经在5%的边缘徘徊，且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处于滞胀状态。面对这样的困境，莫迪要想将在古吉拉特邦任职时重视私人投资、重视制造业和重视就业增长的经验推广到全国，变治邦模式为治国模式，其重塑的难度可想而知”。
随着“莫迪时代”的开启，学者认为在对外政策取向上，莫迪将会在经济上加大务实合作力度，而在政治上则会表现出敏感和态度强硬。在对待美国和中国的态度上，莫迪虽说不一定会表现出“亲美”，但也不大会在美国与中国之间选边站。对于“莫迪时代”的中印关系，经济合作的机遇会更多，但政治关系面临的风险也更大，两国需要及早研究和制定确保共同安全的风险管控机制。（朱翠萍，云南财经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