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教师节重要讲话精神解读】汪启明：传统经典：遏制西方文化霸权的尖刀——读习总书记在北师大视察的讲话有感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十个教师节视察北京师范大学时，说了一段震聋发聩的话：“我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据新华社）

这里边有几个关键词：古代经典、去中国化、基因、很。

“古代经典”：文化不死，民族不死

虽然习总书记只提到“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但其义域绝不止此。他涵括了丰富的内涵，那就是古代的经典文献总体，“诗词和散文”只是中国优秀传统经典的代表；虽然习总书记针对的是中小学课本减少古典诗词和散文的现象，却有批评一段时间以来传统文化教育缺失的明确指向。

民族文化是民族认同的本根，是民族精神的底蕴；民族精神是国家文化力的核心，而传统经典恰恰是他最重要的载体，是民族文化自信心和文化张力的源泉。在文化帝国主义语境下，通过推广和传播传统经典，捍卫和张扬本土文化，成为必然的选择。陈寅恪在给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作序时说：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譬诸冬季之树木，虽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阳春气暖，萌芽日长，及至盛夏，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又可庇荫百十人矣。

文化的特质就是历史传承性，不能传承的文化是死文化。陈氏之言，起笔天水，但一个“譬”字之后，则泛指中国传统文化。文化不死，民族不死；民族不死，是因为文化在。传统经典是传统文化之本，“本根未死”，“终必复振”。

传承优秀文化，是我党的优良传统。早在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中全会的报告里就深刻地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予以总结，承继这份珍贵的遗产。”为了普及传统经典，必须对传世的经典进行整理。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经典在语言上与现代人有一定的差距，也需要注释和翻译。1981年，粉碎四人帮不久，百废待举，最高决策层就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中发[1981]37号），其中说：“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 要“让更多的人看得懂”，“争取做到能读报纸的人多数都能看懂”，“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从小学开始，就要让学生读点古文”。文件强调指出了重视传统经典普及推广工作的重要性、长期性及深远影响,把古代的经典传承，用“指示”这种态度坚决、不容置疑的文体下达，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201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一文中指出：

几千年来，我国流传下来的各种历史文化典籍浩如烟海，其丰富和完备的程度，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相比。这是中华文明特有的重要标志，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从一代一代众多仁人志士的人生实践中，从中华民族传诵千古的诗文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伟大的民族精神、高尚的社会风尚以及那些治国理政的思想精华。

习总书记将传统经典看成是“中华文明特有的重要标志”，而且将“众多仁人志士的人生实践”与“中华民族传诵千古的诗文”相提并论，正表现着伟人的远见卓识。

2013年11月，习总书记到曲阜孔府、孔子研究院，看到桌子上摆放着展示孔子研究院系列研究成果的书籍和刊物，其中有《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他拿起来说：“这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细细看”就不是泛泛读，而自然是“品读”。

“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从书本到根本

在学校课本中采入传统经典，乃至于进工厂、进机关、进学校、进社会，出图书，印报刊，上网，触电，这都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至于目的，习总书记一语破的，要“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

传承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是一代代中国人的天职。梁漱溟曾经说过：

一种文化决不仅是地理上某空间、历史上某时期的那一大堆东西，其中必然还蕴含着一种意义或精神，这种无形的存在便是人类文化的精髓，是维系一个民族成为统一而不破灭的群体所必需的内在纽带。

这种“无形的存在”就是文化基因。文化基因是相对于生物基因而言的非生物基因，他由后天习得，主动或被动，自觉与不自觉而置入人脑内的最小信息单元和最小信息链路，包括信念、习惯、价值观等。读书不能书、人两张皮，“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是我们所不取的。读经典必须要移植到读者的心灵，内化为个人行为，外化为社会风气。

文化的价值判断，尚须力避肤浅的文化价值二元论。如简单地认为西方文化是先进文化，中国文化是落后文化；海洋文化是先进文化，内陆文化是落后文化；我族文化是先进文化，异族文化是落后文化；现代文化是先进文化，传统文化是保守的落后的文化。等等。

余英时在《文化重建》中指出，自从韦伯提出“传统”与“现代”两大范畴之后，西方学者总是把二者对立起来，“理想”“进步”“自由”是现代的标识，而传统正阻碍着这些价值观的实现。他说：“我从不没有为‘传统’与‘现代’互不相容的理论所说服。在我看来，所谓‘现代’，即是‘传统’的‘现代化’。离开了‘传统’这一主体，‘现代化’根本无所附丽。”“不但‘传统’中涵有‘现代’的成分，而且所谓‘现代化’，也不全属现代，其中还有从传统移形换步而来的。”

“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考量

今天，“劣币驱逐良币”屡见报端，不能说没有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渗透，更是传统文化教育缺失的恶之花。

葛兰西认为,文化霸权的确立过程绝不是暴力的,而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认同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统治阶级总是把自己的价值观和文化装扮成全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普遍价值和文化。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指出国际冲突的根源将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大国关系将受制于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及非西方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文化霸权则是西方政治家着力追求的重要目标，前美国商务部高级官员大卫?罗斯科普宣称，未来世界文化一定要以美国文化居于支配地位，“如果世界趋向一种共同的语言，它应该是英语；如果世界趋向共同的电信、安全和质量标准，那么，它们应该是美国的标准；如果世界正在由电视、广播和音乐联系在一起，节目应该是美国的；如果共同的价值观正在形成，它们应该是符合美国人意愿的价值观”。这说明，文化安全已经成为当代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命题。

“去中国化”的核心和要害是违害国家文化安全。多年来，历史虚无主义甚嚣尘上，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批评这些人割断历史，“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检来的”。近现代学术史上的种种论争，如体与用、全盘与部分，守固根本，无不是文化安全命题在学术界的反映。

消灭文化，首灭语言；割断历史，先毁文献。阿尔封斯·都德的《最后一课》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都读过的。文章说“法语是世界上最美丽、最清晰、最严谨的语言”，让人们懂得了“当一个民族沦为奴隶时，只要它好好地保存着自己的语言，就好像掌握了打开监狱的钥匙”。学不好母语，德国人有理由对法国人说“怎么？你们还自己说是法国人呢，你们连自己的语言都不会说，不会写！”今天一个大学生写不好一封家信，一个研究生不能写流利的应用文，难道不就是母语和汉字教育短缺的结果吗？民族语言是一个民族的标志。国亡但还说自己的语言，保留自己的经典和文化，这个民族就没有亡。

传统经典亦当作如是观。1932年1月29日，日本侵略军做出一个惊人之举：轰炸上海商务印书馆。这是因为三十年代初，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占全国出版物的百分之五十二，被世人誉为“东方文化之中心”，在中国教育、文化、出版事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日军侵沪司令盐泽幸一说：“炸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1932年3月至7月间，日伪在东三省查禁、焚烧中国书籍达650余万册，并要求在中小学开始学日语。地理只讲东三省，历史只讲辽、金、清，这是要让东北人从小就忘记中国的地域、五千年中华史和民族认同本根的汉语。

　“很不赞成”：拒绝“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很不赞成”，首先鲜明的表态，然后从正反两方面论述，申说最重要的理由：“不能去中国化”，要“嵌在学生脑子里”。话说得这么重，必非泛泛而论而有所指，是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批评。不久前有条新闻，在全国都引起了热议——上海新学期的小学一年级教材，以瘦身减负的名义，删除了旧版教材中“古诗诵读”的全部8首古诗。习总书记只是举一管而窥全豹，言在此而意在彼，这是批评各个领域中，尤其是教育领域的这么多年对传统经典的蚕食。

钱理群教授曾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观点，引起国人对中国教育的广泛议论。他说：“我们的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大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我们的教育体制，正在培养大批这样的“有毒的罂粟花”。有人总结了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种种特点，但我以为，要害却在于杨绛所说：“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

末了，还要补苴一点：所幸并非全国都如此，其中不乏亮点。如我校在这方面便卓有建树，我校从徐飞校长上任伊始，就给全校师生推荐了96部经典，其中包括15部古代经典；而且还成立了“中华经典普及推广中心”；大力开展通识教育；在校网专辟“经典悦读”专栏。这些，正是培养重视传统经典、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心智健全的国民的可贵实践。

作者简介：

汪启明，中文系主任，巴蜀方言与文献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第十批学术带头人，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语言学会副会长；四川郭沫若研究会理事，学术委员。四川省“五个一”工程图书评奖专家，省新闻出版局图书评奖专家组专家、国家重大出版基金项目《汉语大词典》（修订）编委，国家重大社科基金项目《巴蜀全书》语言咨询专家等；获校第二届“优秀研究生导师”称号，校研究生教育质量督察组专家。主持各类项目14项，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中上古蜀语考论”和“魏晋南北朝方言研究”，其他国家级科研项目1项，省部级项目4项；主研国家重点、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省重大委托项目各1项。出版著作29部，其中独著、主编或第一作者19部；发表学术论文119篇，其中CSSCI、中文核心、境外等重要期刊40余篇。《考据学论稿》获四川省政府优秀成果二等奖（独著），《先秦两汉齐语研究》（独著）、《推十书·已刊稿》（合作，第三）整理获三等奖。另获四川省最佳图书奖1项，其他省部级奖多项。原为巴蜀书社社长，编审，编辑图书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全国古籍整理出版一等奖、四川省出版特等奖等多项。先后应邀到台湾大学、台湾政治大学、高雄师范大学、嘉南药理科技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美国亨特学院、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等境外著名高校讲学交流。